前言

中医药学植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医医方石刻文献是中医药文化精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奇葩，它既是历代医学“医者仁术”高尚医德价值观念的体现，又是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精湛医术不断传承的具体典范。在中医药学术、中医文化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对这些丰富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研究借鉴，无疑都会取得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继承了中国传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优良传统，对中医医方石刻这一独特的文献门类，首次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与深入的史料研究，在挖掘前人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发展和创新。笔者历时三十余年，集馆藏与团队优势，查阅了各类众多的医药文献，广泛搜集到了大量医药石刻资料，尤以医方的石刻资料最为突出，其中不少的内容鲜为人知，为首次整理公开面世，足显其价值之珍贵。本书在编撰体例上自成体系，分类新颖独特、重点突出、简要明了。

中医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生命科学有待开发的信息资源，只有对其不断地进行整理发掘与开发利用，充分发挥其在推动和促进祖国医药的进步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加快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进度，提高他们在中医药基础理论以及现实应用实践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能力，使中医药的科研水平从根本上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国内外学者对中医药医史文献的研究从未间断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国内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首先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马继兴的《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为该学科的全面推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又有山东中医药大学张灿玾教授的《中医古籍文献学》专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出版），进一步为该学科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外，还有薛凤奎主编的《中医文献学》、秦玉龙主编的《实用中医文献学》等多种专著、教材先后出版，均各具特色，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从以往对中国医史文献的研究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石刻医药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力度不够。就以往中国医史文献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涉及的石刻医药文献较少，且零散、不成系统，更谈不上全面。偶见一些著作或论文，也多是就石刻文献的部分内容进行讨论，且多以文本到文本，部分内容与石刻原文相去甚远，错讹不少。

以石刻记录医事、医方、医家等是中国传统医学史的一大特色，也是古代先民创造发明与聪明智慧的集中反映。中国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我们保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临床医疗经验，以成熟的经验方药的积累最为突出。因而对历代传统医药方剂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临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祖国医药史料中的石刻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依据其所收载内容的不同，经归纳整理大体可以分为以下7类：第一类是古代石刻医方，这是石刻医药文献的主体部分，也是历代学者研究讨论的重点。唐及其以前的石刻医方历史最为悠久，现在能看到的为数不多，如《龙门药方》石刻。宋元时期的石刻医方资料相当丰富，惜散失得较多，保存流传于后世的有《换骨丹》《养气汤方》刻石等。明清时期保存下来的石刻医

方文献最为丰富，以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的医方碑刻《千金宝要》《海上方》等最为著名；另外，陕西医史博物馆收藏的陕西兴平桑镇的医方碑《经验备录碑》，以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文管所保存的医方碑等，也都弥足珍贵。近现代医家镌刻的医方碑保存下来的也不少，如陕西医史博物馆收藏宝鸡的《集验良方碑》《海上方》碑刻、《王正宇副教授德教医方碑》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类是针灸石刻，如唐代《崔丞相灸劳法》、宋以前的《发背痈疽灸疗法》、王惟一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等均属此类。第三类是养生保健类石刻，如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湘南永兴县的《淋王炼丹》、清嘉庆广州越秀山的《练功碑》等。第四类是卫生保健石刻，如陕西蓝田汤峪的《洗病时辰碑》、陕西麟游的《九成宫醴泉铭》等。第五类为医药图赞及记事石刻，如汉画像石中的《扁鹊针刺行医图》《玉兔捣药图》《烹饪图》等。第六类为医家史志类，如《历代名医神碑》，徐之才的墓志铭，雷允上的墓志，张仲景、宋慈的墓碑等。第七类是医事类，如四川的《禁止早婚告示》石刻，《拉萨痘碑》、《安养院记碑》、《割肝医母碑》、《新乐王夫妇求死碑》等。据此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医药石刻文献的内容极为丰富，体材不拘一格，其流传形式更是多种多样，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医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而且大多是值得收藏保存的传统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珍品。

近年，在石刻医药文献研究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专著有：张世英编注的《药王山医碑录释-千金宝要》（三秦出版社1992年出版），张金鼎校注的《龙门石刻药方》（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张瑞贤主编的《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这些书籍对我国流传甚广的陕西铜川耀州药王山石刻医方及河南洛阳龙门药方洞石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介绍了方药的组成、主治，并做了校勘和注释，还对药方的源流、方义、功能等进行了论述和阐发，为丰富我国传统医学内容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尽管上述研究成就卓然，为世人赞誉，但毕竟只是截取了石刻医药文献中的某一时段或某一部分，根本无法反映出我国历代石刻医药文献的全貌，也使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难以对“刻之于石，流传久远”的这一传统中医文化遗产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已跨入新世纪的今天，有必要对传统医药石刻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对其进行系统的汇编、校注、刊印，应该说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不仅能为医史文献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也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医史文献研究的大工程。我们陕西医史博物馆的同仁有条件、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在开展这一工作时，我们首先选择石刻医药文献中的石刻医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先期工作予以推进，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及其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门类石刻医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石刻医方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得以完成，其成果被编集成《中国石刻医方精要》一书即将正式出版，使笔者和参与此项工作的同事均感十分欣慰。

《中国石刻医方精要》共分六章，即正文五章十八节与第六章碑拓图版，涉及的石刻医方文献资料有24通碑刻之多。每篇均以按语及原石刻录文的体例编撰，按语部分主要讨论其名称、时代、撰书、书丹、刊刻、立石、地点、源流以及形制、质地、文字、行款、书体、漫漶程度、实用价值和主要内容、历代研究成果等，对其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石刻医方以外的更多信息，足以帮助读者更加全方位系统地了解中医石刻医方这一文化瑰宝，知晓在其发展和传承过程中的艰辛和曲折，充分认识石刻医方流传至今的非凡意义和不易。

书中录文以原石刻及原拓片为依据，其顺序、文字原则上维持原貌不变，力争保持原石刻之本真，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其较为原始古朴的一面。在采取全文照录时，又考虑到行文及读者阅读的便捷，按照现在通行的中医文献整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了必要的考释与文字校勘和标点，对部分疑难字词做了适当的注释、注音等，以便传播与普及。

凡原碑文照录中遇到通假字、古今字、俗体字等，原则上不易发生误读者，径改而不出校记；若易误读及混淆者，尽量保持原字不变，并出校记予以说明。为能使读者较为真实地了解原石刻的文字，本书采取图文结合的排印款式，奉献于读者面前，以增强读者阅读时与原石刻的亲近感。每一石刻原文均附有原石刻或原石刻拓片的图版，对制版困难者则附以照片。全书共附有图版40帧，以便比对查阅。图版中除特意注明的3帧以外，其余图版的资料皆为陕西医史博物馆的收藏。

本书内容除正文部分以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正文部分的相关内容，还专门设有附录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参考论文、译文，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两个部分。其中参考论文、译文均属陕西医史博物馆专业学者尚未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

由于笔者涉及中国中医药石刻文献领域的能力及经验有限，书中内容的编排之不当、语词错讹之处定会难免，敬请专家学者与同道能给予积极的斧正。

康兴军

2008年12月于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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